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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史話】二:船政創辦之始(下)
發布時間:2021-02-01 來源:宣傳辦公室 瀏覽次數:124

中華民族是開發利用海洋先驅者,然而農耕社會的傳統文化,使我國曾經輝煌的海洋文明日漸式微,直至近代有海無防,造成外侮嚴重的局面。福建船政的創辦,更新了國人的海洋觀念,喚醒了海權意識,百多年來為此而奮斗不息,所產生的影響力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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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海的沿革


    明朝

    中日關系曲折發展和倭寇的不斷侵擾是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早在明朝洪武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寸板不許下?!? ,還下令撤銷自唐朝便開始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

到了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航海隊伍,由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開始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海上遠航活動,這便是著名的“鄭和七下西洋”。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有尋找建文帝朱允和宣揚大明威德的說法,也有獲取海外朝貢以及出于宗教目的的說法。但無論如何,鄭和七下西洋對開拓海外貿易、改進國內生產、促進文化交流和大型船舶建造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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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樂后,從洪熙至嘉靖等九位君王不斷對海禁政策進行強化,直到嘉靖末年戚繼光率戚家軍連戰連捷,將盤踞在福建、浙江、廣東等地的倭寇盡數剿殺殆盡,明朝便著手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清朝

滿清入關后,為了防止沿海民眾接濟反清復明勢力,遂實行“遷界禁海”。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近100里,給沿海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生產、貿易受到嚴重破壞。

乾隆年間,更是宣布只留下廣州十三行允許西方人貿易,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

清廷對外貿易的限制政策對于維護封建統治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卻使中國失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性,  沒能及時與西方科學和先進技術進行交流,使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就要挨打,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殘酷現實,終于讓一批中國人開始了對有海無防嚴重性和危害性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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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權操諸我與選址


其實早在上書朝廷請辦船廠的三四年前,和法國雇傭軍共同進攻太平天國的左宗棠就已經感受到了蒸汽動力軍艦的威力與效用,并萌生出了自造輪船的想法。

為此他常與法國海軍出身的常捷軍軍官日意格、德克碑針對蒸汽輪船展開溝通討論,并委托二人對在中國建設一座能夠建造蒸汽軍艦的船廠制定一套詳細的計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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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法國人,擔任船政正監督,在福建船政創辦及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諸多重要作用


     1866年攻破太平天國嘉應州,掃清太平天國殘部后,在4月返抵福州的左宗棠即刻將設廠造船搬上了議事日程,召喚日意格到閩敲定造船事業上所有的合作細節,在前期工作就緒、計劃方案完整齊全后,那份著名的《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折》有如一道驚雷般在朝堂上炸響了。

    由于“阿思本艦隊”的教訓,左宗棠堅持“權操諸我”的立場,從造船、辦學、管理、教師、費用等項目與日意格逐一仔細商定,并簽訂了一整套協辦船政的條約,聘請日意格為船政正監督,德克碑為負監督,還聘請了首批36名洋人來擔任教師和技工,合同中規定了所聘洋員的權限、紀律獎懲和雇傭權限,規定他們在五年的時間內造出16條船,同時也要負責教會中國員工設計、建造、駕駛和管理輪船。

     在涉及設廠造船的千頭萬緒中,他們首先開始著手選址事宜。

     在走遍福州眾多的海港和水灣后,他們一致認定馬尾這一代地形最佳,不僅港闊水深,軍事上易守難攻。此處又有重要海關,船廠經費容易籌措,同時馬尾也是中國三大木材市場之一,可供給大量木材和原材料,臺灣產煤,亦離此不遠。


船政衙門


正值左宗棠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剛剛鋪開的設廠造船事務之時,陜西突發叛亂,朝廷急調左宗棠為陜甘總督,命其率領湘軍趕赴西北鎮壓,同時派漕運總督吳棠接任閩浙總督。這一人事變動十分突然,圣命難違,但設廠造船事務千頭萬緒,一旦自己離開,失去大員督導、扶持的設廠造船工作前途極可能夭折。

左宗棠一面上書申請暫留,開始加快設廠造船的各種基礎布局工作,同時開始正式確定造船機構的名分和地位。他知道一旦吳棠上任,定對船政動用地方財政不滿,必然掣肘,經深思熟慮后,左宗棠上書朝廷:

奏為請旨簡派重臣總理船政,接管輪船局,以便開局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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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船政衙門


     折中左宗棠向朝廷申請在福州馬尾設置“總理船政衙門”,并竭力推薦丁憂在籍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總理船政事務。當時以總理署名的,級別相當于現在的“部級”,如1861年設置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派恭親王、桂良、文祥主管其事,級別為軍機大臣,由此可見總理船政級別之高,不亞于閩浙總督。

以衙門式管理官辦、民辦企業,這在晚清時期并不稀奇,當時多由政府委派官吏操辦,“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等數不勝數,這樣固然提高了清政府對企業的管控力,但是卻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內企業生產出的制品也是優先滿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場出賣,這就導致清末企業動力不足和效率低下。

     同期相比,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間,中國的洋務運動創辦的企業不到60家,總投資5300萬兩白銀,而國力遠遠不如中國的日本在明治政府的支持下創辦企業達5600多家,總投資折算后達到20800萬兩白銀,可見大清帝國早已在這場全球工業化競賽中遠遠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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